受几户农民联合委托，抢购自缫生丝所需原料，有的则是现买现卖，跑个腿，赚个价格差，一天捞几百元到上千元，他们人数不多，资金也小。
能量大的是若干高价购茧场所，他们贴出大张海报，用高音喇叭，有宣传招揽人员，他们随时用步话机向“上级”报告邻近茧站价位变化趋势，按“上级”指示采取对应措施。
他们在多头收茧的现实中，使国营丝厂的自设茧站和供销社开设的收茧站黯然无光。
如1988年春，霅溪市千金乡的三个最大的国家茧站千金、城塘、金城拥有200多名收茧人员，开秤五天共收蚕茧176市斤，人均收茧量不到一斤；霅溪城郊两区设有74个茧站，都受到茧贩冲击，其中芙蓉、溪西等茧站还发生殴斗，茧站上的电灯泡全部打光，一位收茧人员说：“明年要戴个钢盔来收茧了”。
伊桥乡的乡长说：“我乡一年有500个中学生毕业，都不愿到地头上去，本地有茧子，就开丝厂，一人一年1500元工资就有地方支出。手中有茧，开工无问题，只要一吨厂丝能买18万元，方针是多收为上。”
今年6月19日《解放日报》上在“如何避免蚕茧大战”的报道中指出：今日之茧农与茅盾笔下的老通宝不可同日而语，庙行乡更楼巷村20多岁的茧农沈毛新的好茧卖到600元价格，记者问他“可满意？”
他笑笑说：“怎么讲呢，香塂丝价23万元，这样算来，茧子可卖1000元。”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则生动的对话，正是1988年苏、浙、川、皖四省商
第七百五十七章、遍身罗绮者(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