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结果就是英国发生了席卷全国的宪章运动、法兰西出现多次街垒革命。而普鲁士，则诞生了《莱茵报》和它那个最著名的编辑，最终以1848年席卷全欧的革命狂潮作为结尾。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拿破仑三世不必费心跟别人论证社会主义好不好，他只需要论证自己想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有可能实现的就行了。
而艾格隆现在面临的局面却大为不同。
现在是1829年，整个欧洲刚刚走出战火，大革命的火光被刺刀所熄灭、欧洲被神圣同盟的枷锁捆住，而人们也在连绵不断的战争当中筋疲力尽，几乎丧失了对政治事业的激情。
在这种普遍性的情绪之下，想要照搬拿破仑三世的经验自然是完全不可行的，恰恰相反，如果艾格隆自己鼓吹社会革命的话，反倒会让他陷入被神圣同盟所痛恨的境地，也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对于这群劫后余生、对宏大理想已经毫无热情的人民，艾格隆讲那一套思想并没有太多意义，想要打动人们，他必须去讲更加实际、更加贴合每个人自身利益的东西。
正因为了解这一点，所以他把着重点放到了扩大选民范围，以民意来决定国体上面。
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波拿巴就是普选制！”
这个口号足够打动人心，不过，它能够打动的主要还是城市贫民以及工人阶级，他们受过一定教育，并且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和工厂当中，能够切实感受到各种思潮的洗礼，也明白自己政治权利的重要性。
但是在另外一边，还有一个人口同样
172，宗教花招(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