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日本和全世界人民的敌人。
胡适做为有博大胸怀的世界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一贯反对暴力，一贯反对战争，他的眼光，他的胸怀，是很多人，特别是很多与他同时代的人，不能够理解的。在这一方面，胡适同样是孤独的。
其实，即便是对胡适不能理解，纵观胡适在这个时期的言行，不难发现，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表明，他不过是在竭力阻止战争的发生；只要有一分希望，他都不愿意放弃。他这样做有错吗？给他扣上汉奸和怕死鬼的帽子，实在是很可笑的。
而且，胡适在一段时间里主张和谈和妥协，也来自于对中日力量和中国国情的的洞察和分析，如他自己所说：“我在1915年反对立刻对日作战的论点，不幸地20年后当中日战争于1937年爆发时，仍未失时效。在抗战前我国对日艰苦交涉的整整六年之中(1931—1937)，我又变成了反对对日作战的少数派。在这六年中我反战的论点仍与当年无异。问题重心便是我们怎么能打?拿什么去抗日?我们陆军的训练和装备均甚窳劣；既无海军，实际上也没有空军；也没有足以支持战争的国防工业，我们拿什么去抗日呢?这是一件悲剧。不幸的是中日两国当时皆缺乏明智之领袖阶层来设法避免战争。”
胡适并不是一味的求和，卢沟桥事变以后，局势是一天天紧张了。日寇的猖獗侵略，大片国土的沦丧，全国军民各界抗日运动的高涨，胡适的思想也随即发生了变化。
胡适在他的《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中写道：“是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决没有
第577章 丢掉和平幻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