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虽然在郡国极多，但在汉朝的官学里，没有设立蒙学，也就是没有初级的入门教育。
也就是说，汉朝所有太学生的启蒙教育，都是在私学里完成的。
汉朝的蒙学就像今天的小学一样，承担起给学童们启蒙的任务。
“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小学就是指蒙学。
官学不办蒙学，而是将蒙学交由私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很多经学士子，如果没有进入太学以及举孝廉入仕，那么就会在乡闾开办私学，传授儒家经学，这也算是解决了一部分士人的就业岗位。
其二，就是学经的人数逐渐增多，太学生的教育对于政府来说都是一大块负担，何况还要主持蒙学？
其三、适合启蒙教育的书籍，像《六甲》《九九》《急就》《三仓》等典籍亦算在士人群体中普及，很多士人能够弄到（当然没有经学门路的普通人想得到这些典籍很难），故而对于普通的士人来说，用这些典籍来换取一份活计，总比让他们去经营农事或是商事要强的多。
其四，说实在的，还是士族群体对自身利益的维护，他们手中的经书，只是在各家相传，严格的维护着自己的地位和，私学招收的小学生，普遍也要看家室和传承，普通乡闾中的黔首想要认字读书？做梦去吧。
但是如今，刘琦却很显然想要以官方的角度，向蒙学伸手，将这个情况适当的进行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