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说《局外旁观论》、《新议论略》对洋务思潮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就一些具体内容看，后来的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一直没有超出他们建议涉及的范围，有些反对者后来成了积极的推行者。甚至洋务运动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争辩主要也是围绕建议涉及的具体项目——要不要举办铁路、轮车等等进行的。有识之士提出的更高层次的问题——如西方的本末和政制等问题，在洋务运动期间一直没有成为激烈争辩的论题。后者或是被目为异端邪说，“以言贾祸”被顽固派利用权势予以压制；或是被当作海外奇谈而不予理睬。赫德他们的建议显然有一些重大的缺陷。主要是没有提出重大制度改革的意见。如只建议办一些专门学馆，却不敢触及废除科举，逐步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揭露了官场的腐败，却没提议建立现代国家机关。这是由于见识所限，以及策略方面的考虑。他们是西方现代文明培育出来的能吏，而不是能洞察社会变革过程的思想家。因此，在他们之后，就有一些中西人士提出了一些远胜他们的见解。尽管如此，也不可否定他们的意见是适时的忠告，相对地说较易为当时人们所理解，而且更有助于洋务思潮的形成。
正是出于这样的看法，林义哲是以才会在这个时刻，对威妥玛的《新议论略》给予如此高的评价！
“我所取得的成就，其实都在您的建议之内。”林义哲看着威妥玛说道，“我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将您的建议全部变成现实。”
“如果您真能做到的话，那么我现在离开中国，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威妥玛说着，
第四百八十三章 别了，威妥玛(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