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说：“宋兴，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继，与民休息，故生齿既庶，而财用有余。皇祐（仁宗年号）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自古国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贞观之治”时期无论是税收还是户数等具体实际指标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断定无论怎么比“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时国家税收数额加起来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时期实行的是“藏富于州县，培护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统治过于宽仁，造成许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钱财、粮食等物亏欠太多，这是当时的弊病。所以后来进行改革，按照五条原则考核地方官员，即户口的增减，田地荒芜程度和垦辟情况，茶盐酒税是否比原来的数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粜（tiao，音同跳，意为卖粮食）、和买是否与历年数目一致；呈报朝廷的文件必须齐备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统治期间税是相当轻的。时人崔伯易在《感山赋》中曾说：“以皇祐（仁宗）之版书，较景德（真宗）之图录，虽增田三十四万馀顷，反减赋七十一万馀斛。”就是说宋仁宗时期的田地开垦程度较宋真宗时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税收的却减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统治时期，隐田漏税的现象十分严重与普遍。
宋仁宗时期庞大的国家财富来自于商税，除农村、农业、农民外，更来自于城市、商业、商人。宋太宗时宋朝一年的商税收入约四百万贯。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也不过四百五十万贯，而仁宗庆历时，商税增加竟猛增到两千二百多万贯。可见仁宗统治期间商业的巨
第十章 快活林(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