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不仅促进了科技、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另一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把中国系统哲学推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更有论者以为，宋朝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
而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包括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跟班，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因此明末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他为什么说“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因为人的脑袋，只有一个，不等于韭菜。
以赵昺来看，从这个层面上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确实有积极的作用，赵匡胤这块誓碑能够约束他的继承者，给文人这点最起码的安全保证，让文化得以发展和传承。可事物总有相对性，有积极必然有消极，纵观整个宋朝历史，被杀的士大夫只有三人。岳飞虽说当过枢密院副使，严格的说却应该归于武人；而陈东还只是个太学生，算不上士大夫。真正被杀的士大夫，其实只有当过宋朝宰相的伪楚皇帝张邦昌。
但是即便对于一个这样的汉奸，依然有些人批评赵构有违祖训，执行者李纲正典刑的主张虽然大义凛然，但过于苛严，并有判罪过重之嫌，让那
第809章 防范未然(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