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反抗下，给元王朝在云南的统治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当然，云南诸王对彝族各土司的诱胁还只是表明现象，而封建领主制与地主制之间的矛盾才是斗争的主要焦点。乌撒、乌蒙、东川、芒部等彝族地区特别是处在交通沿线地区经过唐宋时期的发展，其经济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已向封建领主制阶段过渡。元朝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行省后，加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在行省之下设置宣慰司，宣慰司之下又设安抚司、宣抚司和诏讨司，尽管带有明显的征讨和镇守的性质，但因任命少数民族为土官，借助他们来统治当地各民族，这加强了行省和地方的沟通，客观上为这些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
随着经济、文化的进步，朝廷逐渐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地主经济在彝族地区边缘地带不断增长，无疑限制了土官势力的扩展，双方矛盾激化，致使兵戎相见。缘于此，在诸王秃坚及伯忽的号召下，各彝族土官云集响应，展开了反抗元朝廷的激烈抗争。
蒙元时期，统治阶级由于把文化水准较高的汉族文人排斥在政权的要路之外，使其社会基础非常狭窄和脆弱，而民族偏见和歧视又造成元朝统治者始终把蒙古贵族放在最高地位，对汉人及南人等级压迫极为严重，形成孤立而缺少革新的局面，进一步加深了民族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在封建体制下，吏治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吏的素质，同时也依赖法令的完善和执行时的严驰与否。由于元朝统治者固有的民族偏见，他们均从民族特权和严加防范的基本政策出发，使蒙古人、色目人占
第204章 后记-彝族土官反元运动的始末(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