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为温煦的场景出现了：并不太信仰佛教的唐太宗愉快地召见了这位远游归来已经多年没说华语的大师，还亲赐一篇《圣教序》来装点玄奘带回来的一大堆梵文经典。这位很有文化见识的皇帝特地请人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拼集出这篇《圣教序》，让华语文化更增添一层形式美去与域外文化联姻。从此，玄奘安静地主持弘福寺和慈恩寺译场，天天推敲着两种语言间的宗教性转换。在他身后，九州大地佛号声、诵经声此起彼伏，无数目不识丁的中国老太太的瘪嘴中，倾吐出一种镶嵌着不少梵文词汇的华语方式，并且代代相传，他无意中实现了对华语文化吞吐能力的一次测试和开拓。
到得明清时期，华语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往就再也不会出现玄奘那样的安详气韵了。不管是欧洲传教士的纷至沓来还是中国文人的厕身洋务，心情都有点怪异，敏感、窥测、自尊、叹息，拌和成一团驱之不散的烟雾，飘浮在两种语言的交接间。这全然不是个人的事，欧洲文明的崛起使曾经极为脆响的华语稍稍变得有点嗫嚅。另一种不太平等的态势出现了，而且越到近代越甚，在国内国外有些地方，华语简直有点“虎落平阳”的景况了。
一个苍老而疲惫的母亲常常更让儿女们眷恋，于是，就从华语在国际交往中逐渐不大景气的时候开始，在中国的文化漂流者心中，一种“恋母情结”产生了。当然并不能与Oedipus Complex（俄狄浦斯情结）完全等同，但那种隐潜，那种焦虑，那种捧之弃之、远之近之的矛盾心理，那种有时自惭形秽、有时又恨不得与人厮杀一场的极端性摇摆，还是颇得“
华语情结(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