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的某种神圣气息。我不愿意背弃它，何况“学校里同学很多”，永久的心理牵连，永久的众目睽睽，永久的精神传染，永久的文化企盼。
谁教会了我，我就把作业交给谁，这是天下课堂的公规。当老师伸手问我要作业的时候，我只得赶紧解开布书包，把那本揉皱了的作业本恭恭敬敬地捧出来。浙江要我的书稿，我立即回到了小学生时代。
蒋焕孙社长得知我对家乡出版社的恭顺态度后，派出一位副总编、两位编辑来上海。我对他们说，过去走南闯北的漂泊者们好不容易存下了一点财物总想送回老家藏着，我的各种文稿，可以在海内外胡乱闹腾，但依据古道，存一些自己可意的给浙江文艺出版社，心里觉得安定。交存的文稿当然多数是在别的地方出版、发表过的，我在交存前会重新认真地修改一遍，使它们有可能存放时间长一点。那天陪我去拜访他们的，是《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上海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王国伟先生。几位出版家坐在一起，十分知心，也十分体谅，细声慢气地一商量就决定出这么一个选本。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三位编辑当时下榻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招待所，这个招待所设在一条弄堂的幽深处，气氛很像一个家庭。
直到今天，我的桌上还放着一大叠各地出版社诚恳约请我出版个人文化散文集、学者散文集、自选集等等的信函，更多的则是邀我参与各种丛书，我都还没有回覆。文章我还会写下去，当然也会出版其他选本，但我特别看重浙江这个属于交作业、存私房的选本，则是毫无疑问的。我的文章常会有不少改动，至少到目前为止，以这个选本为
后记(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