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也没有真正明白。
朱熹以一种宏伟的理论气概，使原本处于散落状态、感觉状态的儒学，具有了严密的哲学逻辑，这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他试图确立中国学理的单一本体，划分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别，然后统贯天地万物。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便是“理”，一切都由此出发。结果，因它，构成了千年儒学的完整形态。
遗憾的是，朱熹构建这一理论之时，社会现状与他的理论体系产生了极大的矛盾。因此他不得不又衍生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理念，制定出一系列行为规范，成了中国人的精神桎梏和行为镣铐。在学术的真实性体验上，他用“格物致知”的方法试图沟通“物”、“知”、“理”之间的渠道，也只是一种空幻的设想，难以产生真正的认识论成果。
到了明代中期的王阳明，已经看出朱熹的问题所在，便不再在几重难以沟通的概念间勉强连接，而明确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连那个至高无上的“理”，也都是心的化身。因此，不必辛辛苦苦地去“存天理、灭人欲”了，只要“致良知”就可以。朱熹认为，人的“行”发自内心，而“知”却要向外求取；到了王阳明这里，哪里还要到心外去求知？一切都本于心，因此自可“知行合一”。这显然是对宋明理学的一大推动，因此也可以独立地称之为“心学”。
如果硬要比较，就我本人而言，当然更喜欢王阳明的“心外无事”、“心外无学”、“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说法，因为我的人生实践证明，这些概念帮我度过了很多社会灾难，并有所作为
第四十五课 五百年斯文所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