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
整整一个月之后——1959年9月5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注释4]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6号、第10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1921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
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
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
那是1972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
自从“**”开始以来，他已好多年没有机会查看外国文献了。回到北京之后，他才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这位三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