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我们也就逐渐的失去我们的学报。因为《新青年》杂志，这个〔传播〕“中国文艺复兴”的期刊，〔在陈氏一人主编之下〕在上海也就逐渐变成一个〔鼓吹〕工人运动的刊物，后来就专门变成宣传共产主义的杂志了。[注释2]
胡适讽刺刷新后的《新青年》杂志，“差不多变成了《Soviet Russia》（引者注：即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两位“老伙伴”不光摆开“铅字阵势”，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也争个没完没了。陈独秀挚友汪孟邹之侄汪原放的一段回忆。惟妙惟肖地勾画出这对“老伙伴”之间无可挽回的分裂。
那是1925年冬，胡适来到上海治痔疮，借住于亚东图书馆。汪原放回忆道：
这位***（引者注：指陈独秀）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引者注：应为实验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