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一大”，擅长社会活动，也得到不少选票，被选为组织主任。
李达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代理书记，著译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在唱票时，忽地唱到李汉俊的名字。董必武问了一句：“是谁选的？”
刘仁静答：“是我选的。”
这是李汉俊获得的唯一的一票。
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如此说：
我们就在船上开起会来，通过党纲和党的组织，并选举陈仲甫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鹤鸣为宣传部长，仲甫未到沪的时期内，由我代理。……
他的这段写于1942年1月的回忆，把书记记为委员长，把组织主任、宣传主任记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这种以后来流行的职务称谓当作当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职务称谓，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在于，周佛海自称当选为“副委员长”。
在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中，把此事讲得比较清楚：
“大会旋即一致推举陈独秀任书记，李达任宣传，我任组织。在陈先生没有返沪以前，书记一职暂由周佛海代理。”当时由周佛海代理书记，是因为散会之后，周佛海仍留沪度暑假。
在留沪的四人之中——李达、李汉俊、包惠僧和他，选定由他代理书记。
***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党史暨文献选粹》一书中论及周佛海自称“副委员长”时说：“周佛海在这个问题上有‘自抬身价’之嫌。”
另外，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亦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