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的情节（行动）比之于绘画中勾勒成像的素描，把其他成分比作色彩，以说明情节（行动）是戏剧最本原的要素。这种认识如此明确，也与他面对的艺术实际情况有关。
在他生活的当时，与戏剧比较邻近的文艺门类是史诗和抒情诗。悲剧大多取材于史诗，人物大多是神话和传说中的现成名人，在性格刻画上比较粗疏，因而要从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把它与史诗区分开来是困难的。三个悲剧大师中欧里庇得斯比较注重性格，但亚里士多德对他恰恰不太欣赏。至于戏剧与抒情诗的区别，也首先表现在情节、行动、布局方面。
那么，亚里士多德是否十分漠视性格刻画呢？也不是。他论证情节（行动）的首要性时要花那么多笔墨来与性格对比，本身就表明性格在他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诗学》第十五章专门论述了性格刻画中须注意的“善良”、“适合”、“相似”、“一致”四点，并指出性格刻画的关键在于“合乎必然律或可然律”、“不应有不近情理的事”。这些论述都一一配以戏剧实例，切实具体，足以表明坚持情节至上的亚里士多德并非唯情节论者，更不是性格否定论者。
对于戏剧的其他组成成分，亚里士多德也各有论及，但较为粗疏。似乎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他排列六个戏剧成分，兴趣主要不在于对每一成分的分别剖析，而在于顺序，在于强调行动对于戏剧所具有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