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之间有着永恒的斗争；唯有在科学精神已到了日暮途穷、它自命的普遍有效性被证明为毕竟有限之后，我们才能指望悲剧之再生。”
那么，理性的科学精神究竟对悲剧有什么坏处呢？
首先是在于理性的科学精神认为世界可知。尼采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志，根本是不可知、不可解的。世人可知的那些东西，那些时间、空间上的因果规律，全如康德所言，为“幻之产物”。被这种可知、可解的概念一搅，艺术就不能再表现意志本身，不能再表现内在本质，就会像音乐的末路一样，“变成现象的粗劣临摹”，“降为现象的奴隶”。
其次，理性的科学精神既认为世界可知，那也就包含着一定的乐观主义。但是，乐观主义是一种想入非非，是一种“败坏社会的病菌”。在社会生活中，奴隶的存在使亚历山德利亚文化的乐观主义归于毁灭；在悲剧艺术中，更不应该升起这么“一绪香气袭人的云霞”。悲剧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于“以冷静的目光综观世界，竭力以同情的博爱视世间的永恒痛苦有如自己的痛苦”。
再次，理性的科学精神还奢望艺术产生社会道德教益作用。尼采说，某种艺术“如果它只不过是从一半道德范围潜入艺术领域，从而只能偶然瞒过我们它的杂种血统，你能期望这种艺术形式对艺术本身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悲剧来说，这种社会道德功能的追求常常表现为剧中解决问题，善恶各得报应。尼采说，悲剧本身的解决问题，是“把个人禁锢在可以解的问题之最狭范围内”，这就是一种与悲剧精神对立的非酒神精神，使悲剧“逃出艺术的领域，仿
二、尼采：悲剧的诞生(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