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犯罪，犯罪还被抓到呢？但只要这个律师一介入，我们就真别想问出个什么了。”
杨洪军接着说：“在第二次审讯之前，这两个罪犯就会按照法律规定，跟指定聘请的律师见面面谈，他会教这俩人，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哪些地方要含糊点，哪些地方要直接翻供。而且听那姓杜的意思，他们极有可能会以自己精神有问题为由，一方面拖延时间寻找或者制造有力证据，一方面以精神问题为托辞，免去这个范围内，两人的罪行。”
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一直都认为律师不应该这样，起码在面对重刑犯的时候不该如此。法律的存在是为了保护弱者的，倘若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那法律还有什么意义？犯了法，找个无良的律师就什么都解决了。于是我对杨洪军说，你不是可以无条件拘留别人多少小时吗？你想想办法啊，你们警局里那么多人，轮流拘留了这个律师，他不也就没办法出来干坏事了吗？在说了杨洪军，你是警察啊，你是我们体制内的警察，你连这个人都搞不定，你还搞定什么罪恶分子啊？
我说这话的时候有点着急了，我们都挨打了，并且生命也遭受了威胁，提心吊胆地过了这么许久，如果却被这个王八蛋给钻了空子，这口气怎么咽得下去？杨洪军却也没生气，而是愁眉苦脸地说：“你说得到是简单，如果能这么干，我早就这么干了。这不也正是咱们法律的漏洞所在吗？我们全警察局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所有警察系统人员，都对这个律师嗤之以鼻，可人家偏偏是国家认为的栋梁之才。国家并非不知道他专为重刑犯辩护这件事，而是觉得这么做是有利于我们修改法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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