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文学论评——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爱玲的成就及其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爱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爱玲老友与历史见证人身份，夹叙夹议，写来真情动人，评品允当。陆续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看重张爱玲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神的勾勒。这一幅幅旧中国的社会风情画及其道德性极强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较少为人涉及，因而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丁尔纲：《“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也有的看重她“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溶于一炉，把写得华美而又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艺术形式的创新，对的现代化和民族化会有启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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