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你去打听打听，煤多少钱一担。北边打仗来不了。”
他们讲起北边的亲戚，有的往天津租界上跑，有的还在北京。他脱了皮袍子往红木炕床上一扔，来回走着说话，里面穿着青绸薄丝棉袄裤，都是戴孝不能穿的，他是不管。襟底露出青灰色垂须板带，肚子瘪塌塌的，还是从前的身段。房里一暖和，花都香了起来。白漆炉台上摆满了红梅花、水仙、天竺、腊梅。通饭厅的白漆拉门拉上了，因为那边没有火。这两间房从来不用。先生住在楼下，所以她从来不下楼。房间里有一种空关着的气味，新房子的气味。
“玉熹在家？”
“他到钟家去了。他们是南边规矩，请吃小年饭。钟太太是南边人。”
“那钟太太那样子，”他咕噜了一声。钟太太是个胖子，戴着绿色的小圆眼镜。
“钟太太不能算难看，人家皮肤好。”
“根本不像个女人，”他抱怨。
她也笑了。对一个女人这样说，想必是把她归入像女人之列。不能算是怎样恭维人，但还是使他们在黄昏中对坐着觉得亲近起来。
“下雪了，”她说。
雪像蠓虫一样在灰色的天上乱飞。怪不得房间里突然黑了下来。附近店家“闹年锣鼓”
，伙计学徒一打烊就敲打起来。
沙哑的大锣敲得特别急，呛呛呛呛呛呛，时而夹着一声洋铁皮似的铙钹。大家累倒了暂停片刻的时候，才听见鼓响，噔噔噔像跑步声，在架空的戏台上跑圆场。这些店家各打各的，但是远远听来也相当调和，合并在一起有一种极大的仓皇的感觉，残冬腊月，急景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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