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务,采取了增建华商会馆、扩充租界以及尽力招徕华商等措施,因而中国在朝鲜的商务及中朝之间的贸易往来发展迅速。
不过,初次和日本人交手,袁世凯对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发展状况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在他看来,日本不过是个岛国,根本无法和中国抗衡,所以言谈之间也经常显示出对其实力的不以为然。他曾说:“日人之兵正弱于陆战,我今日所部各军,可尽日人所来知多少尽杀之,特有所未必耳,各洋可畏者惟俄,他不足虑也。贵邦陆通中邦,只守一面水陆,易事耳。”同时,他还与国内张謇、张佩纶等人所主张的“东征论”相互应和,不赞同李鸿章等人的对日让步政策,认为蕞尔三岛决不是中国的对手,主张示之以兵威,甚至讨伐日本。很明显,这些言论虽然表现了一种积极的对日态度,却并不是建立在对日本正确认识上的判断,基本上还停留在传统的“天朝上国”的意识中
甲午战争中,中国竟然被日本这样的蕞尔岛国打败,这给中国的思想界和士大夫阶层造成极大的震动,日本也由过去轻视的对象转变为许多人心目中学习的榜样,袁世凯对日本的认识也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同时,由于过去十几年在朝鲜的直接交手,他的认识又要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甲午战后,袁世凯上书军机大臣李鸿藻、翁同和等人,鼓吹变法革新,认为“日本变法,雄称东亚,缅、越守旧,渐就澌减,近世之效,彰彰甚明”,“然目今中国形势,舍自强不足以图存,舍变法不足以自强”。对照战前他对日本的看法,简直判若两人不过,在袁世凯看来,变法的当务之急是模仿西方的营章操典整
第69节(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