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乡村社会面临着剧烈的变化，政府的权威越来越削弱，地方士绅们日益从政府的助手演变为对手。乡村的公权力被号称土豪劣绅的“盈利型经纪人”所取代，他们脱离了传统士绅阶层所受到的道义束缚，毫无顾忌地将手中的公权力演变为寻租牟利的工具，主观为自己。客观为政府，扯着新政改革的大旗，大肆谋取私利，中饱私囊。
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即土豪劣绅。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于是。在晚清轰轰烈烈的民营铁路建设中，“蝗虫”蜂拥出现，以湖南、四川两地最多。掌握实权的乡绅们上下其手，从农民那里敲骨吸髓所得，很大部分都被他们巧取豪夺，政府则背上了勒索的恶名，公共财政却并未得到改善。
就说张之洞花费双倍的高价从美国人手中赎回的粤汉铁路，利权既没有归于政府，也没有归于百姓，而被“爱国者们”中途截留了。“爱国者们”将粤汉铁路公司根据省界分成广东、湖南、湖北三个公司。以满足三省各自“宁为鸡头”的愿望。三家公司“绅商意见不洽，总办又未能和衷，以致迭起风潮，时有冲突。最后则有查账之龃龉，开会之喧斗，种种扰乱，路工因之稽迟”，“董事结党盘据，欺吞冒滥，久为众股东所指摘。深虑万无稽核，将股东血本终至缺蚀”。
从来没有商人和士绅会如同晚清时的铁路
第一百四十五章 低估，再加条件(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