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也使得美国介入中国内部政权更迭的依据和必要性大幅降低。”
在如何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尽管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有各种不同意见，但美国政府却一直采取了中立政策。这固然与军政府采取的策略有关，但更多的还是基于美国外交的不干涉原则和孤立主义传统，以及门户开放政策的影响。
革命伊始，由于军政府下严令，保护外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这得到了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员的肯定。驻华代办卫理和驻汉口总领事顾临在向报告中国国内形势时称“叛乱显得很有组织和领导”，“外国人迄今受到悉心尊重”；“那里的外国人被认为是安全的，因为革命党人有意避免攻击外国人”。
随后，国务卿诺克斯向塔夫脱总统汇报中国政局的变动时也对革命党人保护外人予以肯定，并认为这将它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避免招致外国人的干涉，指出：“中国生自太平天国革命以来最严重的叛乱。迄今外国人的利益一直受到悉心尊重，这就将这次革命与以前的革命区别开来，并表明了领导层的智慧，努力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
美国外交官和国务卿都将广州、长沙、武昌的起义光复定性为一场“太平天国”性质的叛乱。这一定性固然表明他们对革命的性质尚缺乏正确的判断，但他们没有将起义定性为排外性质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就承认了这场政治变动只是一场纯粹的反满革命，属于中国内部事务，排除了进行干涉的必要性。
再者，美国为维护中国的门户开放，一方面与其他列强一道“合伙”侵略中国，但同时又与俄国、日本等列
第二百零三章 党派之争，交涉(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