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了。且不管军政府的出发点如何，相当于百姓实际得到的好处而言，便显得不重要了。
其实，相比于农税。附加在农税上的超过正项几倍的其他杂捐杂税才是大头，广州军政府减免的税收大大超过了地主们因为减租而招致的损失。这个不可辩驳的事实，一下子堵住了这些不怀好意人的嘴。既然能收揽人心，说明这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可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实施呢？既然地主的收益未受冲击，压榨一说又从何谈起？
算来算去，农民因为减租而受益，地主因为减税而增收，商贾因为废除了厘金而得利，唯有大公无私、一心为民的广州军政府吃了亏，白白损失了一大笔收入。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难道不令人敬佩吗？
工业化进程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的，广东军政府推出的政策不是什么独出心裁，借鉴的反倒是古老的经验。
明末清初，大西军在经营云南时，曾颁布过切实可行且效果显著的田赋政策，“以十分为总额，入官四分，民得六分”。这一政策的特点是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从一半以上减为十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剥削率；又保证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地主们虽然心怀不满，但仍能收取一部分，生活有着，减少了敌对情绪。
由于税额为分成制，地主不再能够任意盘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秋成就“倍于曩昔”，连年又“大熟，百姓丰足，兵民安乐如初”。
减租减税法既借鉴古人，又经过了反复的集体商议，并在西南根据地试行过，这才不断改进而形成。这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人为地
第二百零八章 临时政府，篷勃生气(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