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对不对，您参考。”
“但说无妨。”
“以前在广州时我有个朋友对我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因为农民占国民的大多数；我认为他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所以在重庆这两年，我们一直很关注农村，政策都很注意保护农民地利益，我想新生活运动也一样，它不应该只停留在城市，而应该到农村去，只有把农民发动起来了，这场运动才能成功。”庄继华字斟字酌的说。
杨永泰沉默了，这涉及到两人对中国现存问题的观点的根本不同，别看杨永泰学的法律，实际上他信奉的是儒家学说，主张士人治天下，信守君臣之道，认为通过有操守地官员领导民众可以摆脱中国目前的贫困，实现国家的富强。象他这样的外洋内儒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在民国时期很多。
庄继华并不了解他们这样人的想法，就算了解也是嗤之以鼻，儒家学说在他过来之前早不知道哪去了，他信奉应该说不是信奉，而是相信法律、管理、组织，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比摆脱贫困和战乱，至于思想，见他的鬼去吧。
“你和梁漱溟先生的观点有些类似。”沉默良久之后，杨永泰才缓缓的说。
“我听卢作孚先生说起过这个人，”庄继华立刻答道：“他也认为只有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过他提出地道路是乡村建设，让知识分子下乡帮助农民，在农村建设学校，并把学校作为农村政权地基础，这一点却是错误的。”
在庄继华到重庆后，卢作孚曾经专门向他推荐乡村建设，他自己就在北碚搞了个乡村建设实验区；可庄继华毫不犹豫地就否决了，理由是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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