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大范围的抓捕，在延安有没有引起思想波动？有没有人会离开延安？”庄继华的语气中包含着强烈的怀疑。
“当然有，不过，谁也不敢轻易提出来，”郭仲荣说：“我想了下，感到他们有很多顾虑，首先离开延安，我党会不会接受；其次，一旦提出。他们有可能会立刻被捕，特别是那些在军事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
“那你们可以帮助他们嘛，”庄继华说：“不用要求他们加入我们的组织，只要他们肯离开延安就行，我党早就有gcd员自首办法，你们可以向委员长报告延安出现的情况，我回去也会向委员长报告，对待愿意离开延安的人，可以采取更大的灵活性。”
“队长说得对，我们应该给他们生路，”马萧一时急切下，将西南开发队内的称呼带出来了，他是西南干部学校第一批毕业生：“延安的条件艰苦，支撑他们的是信仰，但现在的做法明显与他们认识的信仰差距很大，有些人在国统区与政府作对，迫不得已跑到延安来，现在又不好意思回去，或者担心回去被报复，中央能不能制定个政策，那个gcd自首条例，是十几年前制定的，需要做出修整，毕竟现在是国共合作，再提自首有些不合适。”
“你这个建议很好，”庄继华赞赏的看了他一眼：“你们在这里的一切活动都要有理有节，不要认为自己是中央派来的，就高人一等，要多交朋友。对朋友要做到言出必践，要真诚，边区是有法律的，要善于利用法律，那些希望离开的，你们可以公开出面帮助他们离开。”
所有人都愣住了，公开出面，以现在延安的政治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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