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微笑。这个笑容令奥利维亚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
来自美国的艾尔维特少校是指定的德方辩护律师，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军人。二战期间一直在美国本土任职，从未上过战场。与其他在战场上厮杀的军人相比，他没有对德国人刻骨铭心的复仇心态，而有多年从事法律工作而形成的客观调查态度。在正式开庭前，他和派普有过两次较为透彻的长谈，通过交谈，他对派普的印象很好。认为他非常有修养并才华横溢。而且，艾尔维特翻看了美国陆军调查人员对派普的评价，这个评价“好得出奇”。虽然派普曾经是希姆莱的副官，但他是为数不多的第三帝国中能保持洁身自好的军官之一。派普在艾尔维特的心目中，是一个勇敢、毫无选择的职业军人。特别是当曾与派普有过“君子协定”的美军少校麦考恩的供词递交到艾尔维特的手中后，派普在艾尔维特心中的形象更提高了一些。他开始怀疑整个事件的可靠性以及审判的必要性。艾尔维特开始拿马尔梅迪事件和当年的卡廷事件对比，他预感到发展到最后也许会变成一桩无头悬案。
在枯燥和冗长的审判中，控方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坐在被告席上的每一个人。为了表示羞辱，他们还特地在被告的脖子上挂了一个号牌，74名被告，74个数字，代表了马尔梅迪被害的74名美军。
派普被带到审判席上坐例行问话时，嘴角挂着讥诮。他笃定从容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美国人——他们讨厌这样思维敏捷又难缠的被告。美国人请来的女翻译也着实不给力，面对大量晦涩专业的军事名词，她经常说到一半就忘记了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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