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说，当时创办《潮》的四个人中，有一个学生的老爸是出版署的领导，一手促成了这事。至于其他三人，有两个在文科大学隐姓埋名，还有一个早已不知去向。
我说，干什么事儿都得拼爹啊。袁正说，那是，这个世界如此平常又如此奇怪，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只怪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
杂志社全部换血那年，那老爸是出版署领导的学生，他老爸被调到地方当官去了，此后他也跟着老爸走了，杳无音讯。这样，杂志社“四大金刚”或“四君子”解散，下课，就成了传说。
当时这几个人在文化界呼风唤雨，他们的文章和书，青年学子争相和购买，一时洛阳纸贵，居然流传手抄本。
那个时代，诗人在公园大声吟诵，学者在纸上笔走丹青，我们仨常在宿舍窝在被窝一边怀念那些人，一边愤世嫉俗地借古讽今。心走两路，毫不影响。都说中文系男生腹黑，这在我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不聊女人时我们的话题非常高雅、深刻，全是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类未来的宏大叙事。
有时想法不同，各抒己见，相互批判挖苦讽刺，口沫横飞，热血滚滚，完全吃地沟油的命操某南海的心。
我们共同发现艺术上有些建树的人，往往生性**，体弱多病，所谓文弱书生是也。身心的病态使他们比常人更容易觉察事物的奥秘；发泄不完的欲望为他们搞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袁正乐翻了天，说自己以后肯定是一大文豪，因为他号称文科大学第一淫贼，他让我们先帮他想想诺贝尔文学
第三十二章 天使之名(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