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1923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