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辛认为，一切文艺“都应使人变得较好些”。
他说：“我们是生活在健全的理智的声音分外响亮的时代。因之，那些蔑视自己的一切公民天职、甘愿毫无必要地去殉难的疯子，未必还敢于奢望得到殉教圣徒的称号。”
你看他把“好”的标准，定在“健全的理智”和“公民天职”这两个方面，而不是一般地空谈善恶。他更反对那些追求“殉教圣徒”名号的“疯子”，反对一切离开正常的极端。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把艺术的作用定得那么低调，只是说“让人变得较好”，而不说让人变为圣徒。
他认为，悲剧是要引起人们对于命运的乖张、人生的波折的喟叹，而并非像高乃依所说的那样起直捷的“惩恶扬善”作用。莱辛无心过多地研究剧中人的好坏程度与剧本的教益程度的联系，他只强调悲剧人物的内在矛盾：这种悲剧人物的厄运往往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大罪，即使是因为本身有弱点，但动机却无可非议，在很自然的情况下触犯了规律，因此铸下了悲剧，这才深刻。这样，就不会像高乃依那样简单地把怜悯给予剧中人，把恐惧给予观众了，而是“把情感转化为符合道德的心习”。
对于喜剧的社会教育作用，也不是要求用嘲笑来改造讽刺的对象。莫里哀的《吝啬鬼》事实上连一个吝啬鬼也没有改造过来，莱克纳特的《赌徒》也并没有把任何一个赌徒教育好。那么，喜剧的社会功用何在呢？莱辛说：“如果喜剧不能医治不治之症，它能够巩固健康人的健康这也就够了。《吝啬鬼》对于慷慨的人也是富有教育意义的。《赌徒》对于从来不赌博的
四、使人变得较好些(1/2)